庚寅之劫，指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即中国农历庚寅年)11月24日到12月5日清朝军队在广州的一次对平民大屠杀事件。

　　顺治六年(1649年)，尚可喜获满清册封为“平南王”，此后便受命带领清兵南征广东。次年二月，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十个月的围城攻坚。到了至十一月，当年公历11月24日，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指挥的清军(汉军镶蓝旗)在围困进攻近十个月后，经过艰难的战斗，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终于攻破广州城，随后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居民进行了长达十天的大屠杀，根据相关记载及研究，死亡人数有约八千、八万、约十万以及约七十万的说法。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记载：“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

　　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引用清人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描述广州大屠杀：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最后，他们在12月6日发出布告，宣布封刀。除去攻城期间死掉之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在冬月的六日，总督及清军统帅下令，即日起不得再从事如此残酷的杀戮。我得到确切的消息，18天内，被鞑靼人残忍屠杀的，在八千人以上”。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其著作《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提及当时有多达7万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顾诚《南明史》描述道：顺治七年尚可喜、耿继茂“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番禺县人王鸣雷写了一篇声泪俱下的祭文，摘录一段以见当日情状：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便房已朽，项门未枯。欲夺其妻，先杀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羸老就戮，少者为奴;老多于少，野火辘轳。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 广东著名文人邝露就是在这次屠城中遇难的。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认为“七十万人”显然不可信，因为明末广州府十三县人口总共才40万人。(《广州研究》)

　　另有意见认为当时广州人口约40万，而死难者约十万人或超过十万人。(《海幢寺：恢弘庄严的岭南雄刹》)

　　“清顺治六年十月，满清大军抵达广州，围困城池长达10个月，最终攻下城池，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攻陷广州之后，屠城十日，尸横遍地。广州城当时人口大约40万，死难者约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