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为中国唐朝史学著作，作者刘知几，成书于公元708年至710年，是全世界首部有系统之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在四库全书中为史部史评类。
《史通》之命名原因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史通全书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内篇三十九，外篇十三，共有五十二篇，但内篇“体统”、“纰谬”、“驰张”三篇已失传，今传世四十九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
刘知几认为唐以前史籍虽然繁多，但大多出于模仿以前的史书，假如探索当中的源头并归纳起来，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仍有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加以阐述。
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叙述断代史书的体例、类别。按六家的体例分为二体一一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小录、逸事、地理篇等十种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十六篇评论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
核才、辨职二篇，论史官的才具及人选。指出史家须有才、学、识三者，才能担当写史的任务。才指才干;学指知识学问;识指史观和笔法，即“善恶必书”。
采撰一编，论编撰方法与资料搜习。刘氏提出编纂前要广博地搜集史料，且须慎重的选择史料。
叙事、浮词、摸拟、言语、因习、邑里六篇，论叙述方法和写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论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的。他认为记载人物应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他又认为不应只记载人物，还要品评人物，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补注一篇，论史书的注文。刘氏把史书的注文分两类，一是解释，二是补充。刘氏推许解释的注，以之为注家的正体。对于补充事迹的注，刘氏则予否定。
鉴识、探赜二篇，论评论史书时应注意的问题。刘氏说明只有知识而没有鉴别便没有多大用处。他认为，必须对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适的看法。刘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断，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叙一篇刘氏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通的动机、意旨和感想。
外编则综论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一些具体问题。
古今正史叙述断代史书的著作情况，并分析其源流。刘氏将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
史官建置、忤时二篇论述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刘氏肯定设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认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个主要弊病：
史官众多，互相观望;
史料缺乏，难以编撰;
权贵干涉，不敢直书;
监修牵掣，无从下笔;
缺乏制度，职责不明。
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暗惑、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九篇，专论历史著作的优劣和杂评。刘氏在疑古‧篇对尚书及论语提出十条批评，在惑经篇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批评。他不但批评孔子，又指责孟子、司马迁等对孔子的赞誉，大胆突出。
在申左篇中，评论春秋三传的优劣，他表扬左传而贬抑公羊及穀梁传。在杂说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杂评诸书记载的得失，并提出许多关于史书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以及读史、评史等方面的意见，汉书五行志错误篇专评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篇专评春秋时代五行的记载的得失。
点烦一篇删改史书的烦文(指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由于许多古经书所著之标点符号(点、注)均是错误的，致令读者误解原文，故刘氏便把其中之标点符号完全删去。史通虽只有四十九篇，但内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对以往旧史作出全面总结及批评得失;另一方面则对当代修史的错误加以纠正，可谓达到“扬榷利病”的目的。
体裁
六家、二体
刘知几认为唐代以前的史籍虽多，但整体多出于模仿，要探索本原，归纳起来只有六家：
尚书家(记言)
春秋家(记事)
左传家(编年史)
国语家(分国纪事，是国别史)
史记家(纪传体通史)
汉书家(纪传体断代史)
由于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有史书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详述。他又以编年史、纪传史视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则称为“杂着”，如笔记短书、方志、家谱以及专详地理都邑的记载都是“杂着”。
刘知几又认为编年及纪传二体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足，所以应二者并重。他于〈古今正史〉一篇中，兼举《春秋》为正史，不从当时《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仅有纪传体史书的做法，实为创见及持平之论。
极崇断代史
《史通》推崇断代史而反对通史的写作体例。首先，他认为通史浩翰难读，断代史较易为学者探讨：“言皆精练，语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再者，后一朝修前一朝的历史，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故主张修断代史。
他反对修通史，是由于通史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而鉴于通史年月悠长，史料多已失传，其可采录者往往为旧文，难得新异，所以并不主张修通史。
由于刘知几极度推崇断代史，因而亦严守断代史书所述之朝代为断限，认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复。故此，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汉以前的人物[1]，又主张删除纪传史中的“天文”(违反断代史书的体例)、“艺文”、“五行”三志。
篇章
对载言的看法：纪传是记事之书，不应载言。载言的做法使文辞与史实夹杂，切断了史实的连贯性，使读者糊涂。主张史书中的“列传”或“本纪”只记史事，载言之体宜另立一章，题为“制册章表书”。上述建议虽未为后者采用，然而后人编《经世文篇》，与史传相辅相成。
对“表”、“书”、“志”的看法：“表”只是重复列述“本纪”、“列传”所载，故无大作用。至于书、志方面，他主张删除纪传史中“天文”、“艺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载官阙制度，朝廷礼仪，可反映统治者的经营策划和一般物质的建设情况。氏族分辨华夷及士庶之别。世家大族为统治集团之核心，故记载之可反映社会真实的面貌。方物土贡反映经济状况。
论赞：旧史惯例，每于叙事之末便发一论，如史记有“太史公曰”。《史通》认为这是后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论的不良风气，既烦琐又无大意义，故大力斥之。
书法
刘知几提出正名、抉择、直言三大原则：
正名：项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记不应将他列入本纪，而应划入列传。
抉择：别辨贤愚善恶而加以批评。
直言：善恶必书，不因个人感情而歪曲事实。
文字
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简洁为主，反对烦冗。他认为文字该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时他还主张“朴、真、今”三原则，即是：
朴而不华，浮词宜删
事必直叙，以求真实
不用古语，改用当代文字写史，是为“今”
采撰
在采辑史料方面，刘知几认为宜广泛搜集资料及博览群书。同时应以私家著述为佳，反对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观环境所制约，令作史者不能发挥所长。
反对文人修史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因易流于浮夸，“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与史实不符，故竭力主张史学应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这种见解是针对当时一般专务词藻，忽略史实的文士写作而提出的。
总结旧史得失
刘氏总结旧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书材料的真实性。指出旧史多有失实，例如修史者往往慑于君主的权威，不能秉笔直书。又或歪曲前朝事实以迎合君主心意;记事时慿主观爱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记事时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仅凭片面传闻，必然有失实之处;以及书中有太多隐讳及夸饰，很难保存事实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