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女书溯源问题有待于从其记录的江永方言所体现的语言特征上寻得突破，即女书所反映的江永方言特征形成的下限，即是女书出现时间的上限。
传承保护：规范应用让女书“重生”
20世纪50年代，湖南省博物馆李正光是第一个进入江永调查女书的学者，并撰写了第一篇介绍研究女书的文章。1959年，《永明(江永)解放十年志》收录了多篇女书作品，明确使用了“女书”这个称谓。21世纪之交，最后一代女书自然传承老人高银仙(1902—1990)、义年华(1907—1991)相继离世，会写女书的只有阳焕宜(1909—2004)、何艳新(1940—)，女书濒危。
近年来，我国在加强语言立法、语言规划的同时，加强了语言文字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并进行语言资源的调查与保护，特别是2015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已将以女书为代表的江永方言文化典藏列入2017年“语言文化调查”项目的在研课题之一，并尝试以女书通行的区域——江永县为试点，将其建设成为我国第一批方言文化生态区。
与此同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保护传承。2006年，女书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多次在联合国“中国日”中担任主角。在女书的众多拥趸中，有的倾慕其清新秀美的书法，有的嗅到了敏感的商机并尝试开发文创产品，有的以此为线索，期待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众多热切的目光下，笔者10年前担心女书“失传”，而现在更担心的是女书“失真”。
女书是民间文字、方言文字，此前从未经过规范化，当下所见作品和女书传承人都各具书写风格，用字习惯也不完全相同，个性突出。为此，清华大学师生进行了《女书国际编码》的研制工作，从22万字女书原始文献中穷尽性统计，运用字位理论，整理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本字，最终于2015年经国际ISO组织确认，通过了396个女书字，还有一个重复号，一共397个字符，首次实现了女书规范化。
在多年研究女书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到，只有在“科学保护”的指引下，通过准确的学术定位，对女书开展规范化的调查、保护、传承、开发、应用，才能让女书“重生”，才不会辜负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夙愿。
期待女书的魅力重新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