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工大楼血案又名二九惨案，是发生于1946年2月9日中华民国上海市南京路334号劝工银行大楼的一起冲突事件。
中华民国35年(1946年)，中美商约签订后，大量美货倾销至中华民国，导致1946年底，上海3400家民营厂中有2590家倒闭。30万产业工人失业。此时中共鼓动三区百货业工会进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中华民国36年(1947年)2月5日，工会召开职工积极分子和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决定成立“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委会”，并于2月9日上午在新都剧场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委会”成立大会。不过国民政府要求新新公司老板不准新都剧场给工会使用。工会决定成立大会原定时间不变，会址改在南京路334号劝工银行大楼(现电子商厦)内的工会会所举办。
同时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和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副书记陆京士和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第六区党部书记王知本在卡尔登公寓(今长江公寓)商谈，决定阻挠成立大会召开，王知本负责现场指挥，梁永章、章子衡等组织一批“护工队”在会场外袭击从会场撤退的工会人员。
2月9日早上，王知本带率领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第六区党部人员和帮会门徒假扮职工携带器械进入会场。同时上海市社会局还告知上海市警察局，告知会场内左手袖口翻卷者为中国国民党派来的人员，其余为工会人员。等到会场内成立大会召开后，9时，王知本下令中国国民党党部人员袭击在场人员，毁坏会场设施。工会和工会的纠察队与国民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郭沫若等人迅速从会场撤离。约20分钟后，国民党人员认为现场情况不利于自己，决定撤离。这次冲突造成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身亡，另有13人重伤，数十人轻伤。
事发后，郭沫若、沈钧儒、田汉、胡子婴等来到医院探望受伤职工，并向黄浦分局抗议，要求释放被捕职工。同时他们还与柳亚子、周建人、潘梓年等召开记者招待会，谴责国民党。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发言人也发声谴责国民党。2月9日下午，中共百货业党委召开会议，决定在白克路(今凤阳路)鹏飞小学内组建“梁仁达烈士治丧委员会指挥部”。2月10日，各百货公司分别召开大会，“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委会”诉说事情发生经过，并在《文汇报》、《大公报》、《联合晚报》上发表《暴行经过记详》。2月11日起，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工人协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先后陆续发表《宣言》，要求惩办凶手。沈钧儒、史良等10位律师组成律师团声援“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委会”。而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认为这只是一起互殴事件。中国国民党派人看望梁仁达的妻子高绍珊，不过高绍珊不领情，依旧前往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参议会抗议。2月12日，梁仁达尸体在永乐殡仪馆举行大殓，有1000多人前来参加吊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