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民说，1984年春，那时的他还是个小伙子，在陶寺遗址Ⅲ区的一个灰坑(即垃圾坑——作者注)看到有技工清理出来的大块陶片。他随手拿起来，发现几块陶片表面有鲜红的“道道”，也就是后来被确认为用软笔书写的两个文字。
“当时如果没有负责任地检查一下，收工时女工拿回去按常规办法清洗干净，就完了，上面文字可能就被刷掉了。”李健民认为，这俩文字的发现有偶然的成分。
但是，从陶寺的地下找到了文字的“大新闻”，此后许多年并不为人知。1992年第6期《考古》杂志刊登了该编辑部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虽其中的郑光研究员发言提到陶寺遗址出土了“文字”，但读者不知其详。直到2001年，李健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上发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人们才开始得知“文字”是朱书，用“似为毛笔类工具”写在灰坑中的一件残破的扁壶上。这件扁壶“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有笔锋……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二个朱书符号，不识。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