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赵(304年-329年)，又称前赵，是匈奴人刘渊所建的君主制割据政权，都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北)。这是十六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政权。
刘渊为南匈奴单于的后裔，其父刘豹为匈奴左部帅，在五部中势力最强。刘豹卒后，代父为左部帅。西晋有意削弱他与部落的关系，后二迁为离石将兵都尉，刘渊则利用此职位的权限，暗中扩展势力。杨骏辅政时，为了拉拢刘渊，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卿侯，给予统率匈奴五部军事的大权。到元康末年，成都王司马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拉拢刘渊，表其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3]，加强刘渊在匈奴五部中的地位，并命刘渊居邺城，以便控制。
到晋惠帝太安中(302年─303年)，因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等诸王相互残杀，益州刺史部流民起义爆发，各地局势不稳，在并州刺史部的匈奴五部也酝酿着反抗西晋的统治。右贤王刘宣与各部贵族商议共推刘渊为大单于，刘渊派遣呼延攸回归，告刘宣等召集各部，声言协助司马颖，实际是为反晋作准备。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三月，司马颖等攻占洛阳，司马越挟持晋惠帝攻邺，刘渊打败司马越，并虏获晋惠帝。八月，王浚、司马腾攻邺城，司马颖拜刘渊为北单于，派遣回并州刺史部的平阳郡调发匈奴五部为援。刘渊返回并州离石，众人共推刘渊为大单于，以五万之众在离石起兵反晋。十月，刘渊从离石迁于左国城，称汉王，改年号为元熙，置百官，大赦境内，并以复汉为名义，正式建立政权。
元熙元年(304年)十二月，晋并州刺史司马腾遣兵攻汉，双方大战于大陵(今山西省文水北)，刘渊大胜，并遣刘曜等攻取上党、太原、西河各郡县。当时在青、徐二州的王弥，魏郡的汲桑、石勒，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族酋长单征等人均拥立刘渊为共主。刘渊命王弥、石勒等人攻取河北各郡县，并一度攻入西晋的重镇许昌，其兵锋进抵至西晋的首都洛阳城下。308年十月，刘渊正式称帝，改年号为永凤。309年，刘渊遣将攻占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击败晋将王湛于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沉杀男女三万人，又派遣四子刘聪进攻包围洛阳。
310年，刘渊病重，命刘聪辅佐太子刘和。刘渊病死，刘和继位，不久刘聪杀死刘和自立为帝。
刘聪继位后，派遣族弟刘曜、大将王弥等率领四万大军攻取洛阳周边的郡县，以孤立断绝洛阳。311年，石勒在苦县(今河南鹿邑)消灭西晋主力部队十多万人。同年夏季，刘曜、王弥攻破洛阳，虏走晋怀帝，杀害官员百姓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晋怀帝于次年被杀后，晋愍帝于长安即位为帝。316年，刘聪派遣刘曜攻破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原广大的地区，皆成为汉政权的统治范围。
虽然刘聪名义上是中原的共主，但随着领域的扩大，地方的割据迅速形成，汉国统治的地区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
318年，刘聪病死，太子刘粲继位。匈奴贵族靳准杀死刘粲夺权，在平阳的刘氏男女不分老少全部被杀，靳准自立为汉天王。镇守长安的刘聪族弟刘曜得知平阳有变，自立为皇帝，派遣军队至平阳，族灭靳氏。与此同时，石勒亦以讨伐靳准为名，率军至汉都平阳，于是，平阳、洛阳以东的地区，皆落入石勒势力之中。汉国于是迁都到长安。
319年，刘曜改国号“汉”为“赵”，史称“前赵”或“汉赵”。同年，石勒在襄国自称赵王，从前赵中分离出来，史称“后赵”，双方决裂。后数年，关中地区连年叛乱及大疫，百姓死者众多，刘曜扑灭了关中各地氐、羌人的反抗，于是迁徙上郡氐、羌二十万人及陇西大姓杨、姜等一万多户到关中以充实人口。
前赵的社会经济主要是农业，其次是畜牧业，其生产方式，沿袭汉魏以来的生产方式。
在前赵社会中，从事农业、手工业、牧业生产的还有奴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其次是犯罪的官吏。国内还有大量从事游牧及畜牧业的“六夷”部落，因归降及征服的部落日益增多，故设单于台进行管理。
汉在刘聪时(310—318年)，杂夷户口大约有六十三万户，人口大约有三四百万人以上;汉户未详。
在刘曜全盛时期，有兵力二十八万五千人，在他出兵时，史称“临河列阵，百余里中，锺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晋书》.刘曜载记》)。
前赵政权初步巩固后，即向外扩张，平定陇右一带的陈安，并向西进击前凉。双方在黄河沿岸僵持，张茂称藩，并献贡。前赵全盛时，拥兵二十八万五千余人，据有司隶州、雍州、并州、豫州、秦州各一部，时关陇氐、羌，莫不降附。
324年，前赵军队开始向东挺进，意图夺取石勒所占的河南。325年，刘曜命刘岳率兵一万五千人围攻后赵石生于洛阳金墉城，石勒命从子石虎率军救援，与刘岳在洛水西岸交战，刘岳兵败，退守石梁戌，石虎包围石梁戌。刘曜率军救援，屯兵于金谷(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北)，夜中前赵军中哗变，士卒溃散，刘曜退归长安。不久，石虎攻下石梁戌，生擒刘岳等人。
328年，石勒命石虎率大军四万从轵关(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北十五里)西攻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刘曜亲自率领水陆大军从潼关渡河救援，石虎引兵撤退，刘曜追及并大破，石虎逃奔朝歌。刘曜取得这次大胜之后，从大阳关(今山西省平陆县茅津渡)南渡，在洛阳金墉城围攻石生。后赵的荥阳郡太守尹矩、野王郡太守张进等人相继投降。这次战败震动了后赵。石勒认为洛阳一失守，刘曜必定会进攻河北，于是集结步兵六万，骑兵二万七千，从巩县渡洛水，进抵洛阳城下。
刘曜得知石勒亲率大军增援，撤走包围金墉城的军队，在洛阳之西列阵十多万军队，南北距离十多里。石勒率军进入洛阳。到了决战当天，由石虎率步兵三万，从洛阳北方向西移动，攻击刘曜的中军;石堪、石聪各率骑兵八千，从洛阳西方向北移动，攻击刘曜的前锋。双方大战于洛阳西面的宣阳门外，交战之后，石勒亲自带领主力，从西北大门出城，夹击前赵军，前赵军大溃。刘曜饮酒过量，在昏醉中退走，为石堪所擒，这一仗前赵军被斩首五万人，主力部队损失殆尽。
刘曜战败被擒，不久被杀。石勒军乘胜西进，刘曜子刘熙、刘胤等人放弃长安，逃奔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329年九月，后赵出兵攻占上邽，杀赵太子刘熙及诸王公侯、将相卿校以下三千余人，又在洛阳坑杀其王公及五郡屠各五千多人，并迁徙其百官、关东流民、秦雍大族九千多人到襄国，前赵灭亡。
在刘渊、刘聪时期，其范围控有冀州刺史部、兖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雍州刺史部、司隶校尉部、秦州刺史部一带，然而实际控制范围不大，刘聪时期，只局限在并州的一角(其余部分在刘琨手中)和由刘曜坐镇的关中一部分地区。黄河以北地区一带由石勒所有，王弥的部将曹嶷控有青州、兖州、徐州一带，慕容鲜卑更是趁机向南统治到幽州的一带。
刘曜时期，史称“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疆域范围包括雍州、司隶州的渭水流域以及并州、豫州、秦州黄河以东一带。
前赵的政治制度承袭汉魏以来的制度而又杂以旧俗。汉国的官制，自304年刘渊称汉王建立割据的君主制政权后，即采取汉朝的官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及六卿等中枢之官。军事之官有大司马、太尉、大将军等高级将军以及杂号将军。而地方之官则沿习魏晋以来的州郡制，采用汉胡分治的政策来进行统治。大单于的权力极大，仅次于皇帝。到刘聪嘉平四年(314年)，达到了较为完善的阶段。而刘曜的前赵，继承汉国之制度，小有改革。刘曜继承君主制的前赵政权胡、汉分治的政策。以子刘胤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渭城(今陕西咸阳)，自左、右贤王以下皆用少数族豪酋充当。另方面又大体沿用魏晋九品官人法(见九品中正制)，设立学校，肯定士族特权，笼络汉人的世家大族、士族，以巩固其统治。
刘渊时，设单于台，最高长官为大单于，统率六夷部落，单于台的设置，是沿匈奴旧制而来。刘聪时，在统治区内设置左、右司隶，各领户20多万，每1万户设置一名内史，内史共有43人。在大单于下设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叟置一名都尉。
前赵的社会经济主要是农业，其次是畜牧业，其生产方式，沿袭汉魏以来的生产方式。
在前赵社会中，从事农业、手工业、牧业生产的还有奴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其次是犯罪的官吏。国内还有大量从事游牧及畜牧业的“六夷”部落，因归降及征服的部落日益增多，故设单于台进行管理。
汉在刘聪时(310—318年)，杂夷户口大约有六十三万户，人口大约有三四百万人以上;汉户未详。
在刘曜全盛时期，有兵力二十八万五千人，在他出兵时，史称“临河列阵，百余里中，锺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晋书》.刘曜载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