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三镇，又称河北三镇，是指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即燕蓟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等三个节度使的合称。其中燕蓟又作范阳、幽州或卢龙，位于今日河北省北部，北京、保定及长城附近一带;成德是幽州以南和山西接壤的地区，今日河北省中部;魏博后改称天雄，渤海湾至黄河以北，今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北部。

　　唐代的河北已经高度开发，“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再加上“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

　　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将安史降将李怀仙等人就地封为范阳节度使，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李宝臣据成德(河北中部);其后，河朔三镇逐渐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中央政府难以控制，乃“藩镇之患”的肇始。

　　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李怀仙为其部下朱希彩、朱泚、朱滔等所杀，此三人相继为节度使。大历十四年，田承嗣死，其侄田悦承袭。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求继。德宗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李惟岳与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联兵抗命。唐朝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率兵讨伐，李希烈反与河北藩镇朱滔、田悦等勾结，据许州(今河南许昌市)，乱事进一步扩大。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德宗下罪己诏，河北三镇之乱才逐渐平息。此后，河北三镇自立节度使成了惯例，河北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选择，而委任的，不过4人。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河北的军事割据反映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马戴、贾岛都是河北人，要绕道渤海、东海海路才回到唐朝故土，河东(今山西)或河南(今河南)是不能随便入境的，马戴的《寄贾岛》诗云：“海上不同来，关中俱久住。”

　　唐宪宗时期河北三镇曾短暂向中央表示归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反正;燕蓟节度使刘总被朝廷勒令剃发出家;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弟王承元弃镇，入朝为官。

　　但宪宗死后，唐穆宗长庆年间，三镇又开始反叛，原因是中央接收河朔，长官多昏庸骄矜，长庆元年(821年)燕蓟发生兵变，士卒禁锢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长庆二年，魏博又复作乱，成德士卒也造反，杀了魏博调来的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田弘正子，亦即魏博节度使田布出兵助讨成德，但是魏州兵马使史宪诚要求田布实行“河朔故事”(恢复独立状态)，田布不愿背叛朝廷，只好仗剑自刎。至此三镇出现的新的割据领袖：朱克融、王庭凑、史宪诚。而该三镇内部也反复哗变，相沦继胥，如史宪诚兵变不久后即死于乱兵之手。至此藩镇割据局面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朝廷再无能力征服。

　　乱兵是唐朝藩镇割据一方的特色，所谓“长安天子，魏府牙军。”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中提到藩镇动乱的四个特点：封闭性、凌上性、反暴性、嗜利性。赵翼更表示：“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不过河朔三镇至唐代灭亡前夕，仍奉唐朝为正朔，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唐文宗将绛王李悟之女寿安公主嫁给他，正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

　　文宗时，宰相牛僧孺曾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意思是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华北边疆的夷狄，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故宋人尹源评说：“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